徐爱问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传习录·上·徐爱录》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分成两回事，也只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有一个分别，好弄明白。一边对知下功夫，一边对实践下功夫，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
先生说：“但是，这样说反而丢失了古人的本意了。我曾经说过，知是行的宗旨，行是知的实践；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如果领会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只说一个知，已经自然有行存在；只说一个行，知也自然存在了，知行一同存在。古人之所以将行与知分开，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是因为社会上有一种人，他们完全不会认真思考观察，只是懵懵懂懂地随意做事情，一个劲胡行妄作，因此必须跟他讲‘知’的道理，他才能够清醒地做事。还有一种人，不切实际，漫天空想，又完全不愿意有所行动，只是靠主观猜测、捕风捉影，因此必须教他‘行’的道理，这样他才能正确地知。古人为了补偏救弊不得已才将知行分开说的，如果真正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只要一个知或行就够了。今人非要将知行分开，以为必须要先认识才能实践。自己先去讨论如何做到知，等到真正知了才去做行的功夫，最后终身无法实践，也终身一无所知。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不再是一个小毛病。现在我提出知行合一，就是对症下药。而且这并非我凭空杜撰，知行的本体原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的宗旨掌握了，即使将知行分开说，两者仍然是一回事，是一个整体；如果没领会知行合一的宗旨，即便说二者是一回事，那又何济于事呢？不过是说些无用的话而已。”
知行合一
正因为意义世界同时囊括了心与物、内在与外在，所以“知”和“行”自然呈现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因为“知”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意义世界的行动（知是行的主意），所以起心动念都是行，“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卷下）；而“行”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落实和体现（行是知的功夫），所以这样的“行”也就等于是“知”的自然流溢。
你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女，觉得她美，这就是知，随即动了一念喜欢之心，这就是行。接着你碰见一个“犀利哥”，觉得他脏，这就是知，随即动了一念厌恶之心，这就是行。所以王阳明说，要弄清楚知行合一，最形象的例子就是“如好好色”（第一个“好”读成hào，作动词用）、“如恶恶臭”（第一个“恶”读成wù，作动词用）。一见到美女你自然心生喜欢，无须告诉自己应该去喜欢，这就是知行合一；一见到“犀利哥”你自然心生厌恶，无须告诉自己应该去厌恶，这也是知行合一。
当然，王阳明说起心动念就是“行”，并不意味着“行”就只有起心动念。如果你从未通过与外界的互动体现你的价值观，那就意味着你的意义世界不曾建立起来，因而这样的“知”就是“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的；而如果你没有赋予你的存在和世界以自己认同的意义，你的行为就没有意义和目的，因而这样的“行”就是“懵懵懂懂、任意去做”的。
简言之，“知”就是内在的行动，“行”就是外化的观念。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在王阳明的辞典里，根本找不到一个没有行动的“知”，也找不到一个没有观念的“行”。这才是知和行的真实本质，也才是知行合一的真正内涵。“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卷上）
全息的意义世界
科学上有一种东西叫“全息照片”。所谓全息，就是假如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张人脸，那么就算你把整张照片撕碎，任意捡起其中的一小张碎片，放大以后来看，它依然是一张完整的人脸。无论用全息技术拍摄任何东西，其中任意一个微小部分都能包含整张照片的全体信息，所以叫“全息”。也就是说，在全息照片中，不仅整体包含了部分，而且部分也包含了整体（佛教对此的表述是“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须弥是极大之意，芥子是极小之意）。
王阳明之所以反对人们把知和行打成两截儿，就是希望你能够建立起一个“全息的意义世界”，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传习录》卷下）。在这个浑然一体的世界中，没有内和外的分别，没有心和物的分别，没有部分和整体的分别，当然也没有知和行的分别——一念发动处，便是知的全体，也是行的全体。唯其如此，你才能在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全然贯注一种整体性的、创造性的力量，并在看似琐碎的举手投足、待人接物、行住坐卧、语默动静之间，全然贯注一种超越的、神圣的意义。
存在性认知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叫“存在性认知”，这个命题与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境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存在性认知，是指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新的认知能力。马斯洛认为，这是一种本质性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的描述是：在认识主体极为热烈、投入的关注下，认识对象作为整体被把握；同时，主体自身的本质也在与对象的融合中更趋完善。这是一种辨证的、整合的认识，又是真正主动、自由、创造性的认识。在马斯洛看来，存在性认知是人在高峰体验（类似于阳明的龙场悟道）中获得的超常认识，同时也是人对存在的本体界的领略。这是主观与客观的高度和谐统一，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微妙结合。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在存在性认知中，“‘是什么样’与‘应当怎么样’已合而为一，没有任何差异和矛盾。感知到的是什么，同时就应该是什么。”
“是什么样”指的是你的潜在本性，也就是你揣在内衣口袋里而不自知的那张巨额支票；“应当怎么样”就是一旦你认识自己的潜在本性，就要全然去实现它、恢复它，就像一颗橡树的种子会“迫切要求”成长为一棵橡树一样。
“是什么样”就是对本性（天理、良知）的觉知，“应当怎么样”就是为实现本性而采取的行动（存天理、致良知），二者有机统一在“存在性认知”（知行合一）之中。因此，只要你懂得了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是什么，你也就走在了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道路上。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陆九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