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国家主义范式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势成熟到它们之间可能爆发安全竞争。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彼此之间有着漫长而无保护的共同边界的大国，常常陷入因担忧安全而导致的竞争。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克服这一担忧，学会一起和谐共存，但如果它们这样做，那将是反常的。
另一方面，文明范式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密切的文化、人员和历史联系以及两国内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混合，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分裂东正教的东乌克兰和东仪天主教的西乌克兰的文明断层上。乌克兰可能一分为二。
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
卢西恩派伊曾评论说，中国“自命是一个国家的文明”。
自述：同样是西方人开发的北美，中南美和大洋洲，但中南美洲没有归入西方文明，原因大概因为这里不存在种族歧视。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法》确立了国际法的标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国际体系。
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的阶段。
自述：西方文明，中华文明都是用战争统一起来的文明，中国的春秋战国加上五代十国和南北朝有近千年，而西方进入近代以来也打了500年。不同的是中华文明统一起来的不仅是文明还有中国这个政治实体，但西方统一起来的只有价值观附带一个松散的欧盟，当然西方不只是欧洲。俄罗斯整合斯拉夫人的努力看来不会成功，印度跳过战争的整合有太多漏洞。
20世纪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
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
全球通讯是西方权利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
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
坚持把英语作为精英语言的做法证实了这一预测，并在“一个建立在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上的，运作着的民主制中，制造了一个反常现象…讲英语的印度和有政治意识的印度越来越分道扬镳”。
语言正在被重新组合和重建，以使之与文明认同和文明界线相一致。随着权利的分散，使用本土语言而引起的混乱蔓延开来。
自述：小语种可能不会随着国家交流的日益扩大而式微，反而可能随着西方的衰落而更有吸引力，到时候你跟阿拉伯人做生意要么说汉语要么说阿拉伯语。
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
人们根据他们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随着通信、贸易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
凯末尔主义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化，用从另一个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
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变化。由于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