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社交机器人中的技术变革

社交机器人作为算法发展的新产物，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开创了更多的可能性，“技术+社交”的双重属性使其可以深入互联网络各个节点，从微观层面为社交网络空间的组织和优化提供动力。社交机器人的治理优势体现在精细化、灵活性和人性化等方面。

但是，社交机器人扩散虚假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侵犯网络隐私等，其带来的民主法治、道德伦理层面一系列社会问题，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满足社会联结还是增加情感操控？随着人机交互的体验逐渐提升，机器人能够成为真人伴侣的替代品，使得遭受社会孤立的人可以与其创造所谓的超社会或虚假关系，转移孤独感和社交匮乏的感觉，满足人类与社会产生联结的本能需要。

但是，虚拟的人工情感和真实而丰富的人类情感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失衡性，如果人类对社交机器人形成“单向度情感”依赖，会导致一系列潜在的伦理风险。例如，人类在与社交机器人交互过程中，可能会沉溺于自欺欺人式的情感之中，远离“真实”的社会关系。逃避社会责任，虚度有价值的人生。

促进信息传播还是扩散虚假信息？

社交机器人不仅仅是简单的传播扩散，还可以将接触的用户进行分类，从而更具针对性地投放不同类型的内容，实现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在健康讨论中，社交机器人曾被应用于进行疫情新闻速报，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社交机器人大量发布世界各地的疫情发展动态，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新闻的作用。

但大面积扩散以及精准化传播这些特点，也极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导致虚假新闻、仇恨言论的扩散。如社交机器人可以快速扩大政治人物言论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率，通过特定的算法来大批量实现信息的生产、复制和传播，但是与快速扩散相伴随的是内容把关的缺失。

社交机器人的危害就在于它不加核查地发送内容，成千上万的社交机器人一起运作，推动了平台内虚假信息的指数级增长。达到事件“炒作”、干扰市场甚至干预政治活动的目的。促进宣传民主化还是扩大不平等？与传统宣传相比，社交机器人极大降低了宣传的成本，使得宣传不再是精英的特权，赋权普通人运用数字自动化来塑造政治话语，人们通过扩音器效应传播信息、提高自己的声音，从而让数字宣传“民主化”。

但是，当前操纵和传播虚假信息非常容易，而现有的检测和制止虚假信息传播的方法都存在不足，因此这种影响力的“民主化”并不一定有利于民主，还相应地增加了治理难度。

此外，社交机器人并非人人可用之，技术和资本的壁垒阻隔了普通用户的使用。如果放任社交机器人的存在，舆论场将变成权势者的角斗场，而普通用户的声音更加难以发出。政治机器人的背后的操纵者意志将被放大，而缺乏资本和技术的用户的曝光度相对降低。

例如，虚假信息被自动化大量支持时，产生一种“伪草根运动”现象。网络“伪草根运动”是“一种人造的、欺骗性的、战略性的自上而下的互联网活动，由政治行动者发起，模仿自主个体自下而上的活动”。这种精心编造的民意支持会遮蔽真实的舆情。

与此同时，社交机器人采用的机器学习算法，通常在与人类的互动中不断学习，而不受限于程序员植入的算法模型。这使得它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知识海洋中极易被人“教坏”，吸纳人类社会固有的偏见，固化社会结构，加剧社会不平等。

促进公共讨论还是干扰舆论生态？社交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用户接触的信息类别，减少信息偏食，增加公共讨论的可能性，解决了媒体报道难以抵达受众的问题，有助于打破信息茧房。政治机器人还可以增加政治机构和网民之间的互动机会，让网民更有效地收集政治信息。社交机器人还能够提高话题曝光度，提高重大政治事件的用户参与度。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社交机器人”海量发布观点偏激、态度极化却又高度近似人类语言的言论，对其他参与对话者的思想、态度、情绪等产生明显的影响和刺激，由此会破坏正常的意见交流和传递格局。
用户意识到自己在与社交媒体机器人进行互动时，也会产生对社交平台的不信任感，并且开始谨慎与外界用户交流，导致人类用户之间以及用户对社交网络的信任缺失，对社交网络生态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

如何应对计算宣传带来的危害.技术迭代赋予公民拥有自由发声的权利，同时也带来了“伪民主”。实现社交舆论场的良性运作，需要全球多行为体共同协作。

用户：从被动操纵者转向隐形把关者。在社交媒体空间活跃的人类用户，是社交机器人操纵者的宣传对象。因此培养用户的算法素养，成为重塑良性舆论环境的根本之策。算法素养（Algorithmic Literacy）是指用户可以在生活中意识到算法存在，以及算法在何时何地被呈现，并对算法所带来的偏差性认知有所防范。

用户首先需要正确认知社交机器人在社交媒体中的存在，了解社交机器人背后的运作逻辑以及行为特征。在社会公共舆情事件的信息处理中，算法素养可以帮助用户精准判断机器账号，用户还可以通过社交平台举报虚假新闻和机器账号，从而成为智媒社交中的隐形把关人。

媒体：从新闻发布者转向信息诠释者。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进行信息传播时，相比一般性的新闻发布，更应注意及时回应舆论关切，积极进行事实核查和新闻发布，对一些不实的或为谣言的信息，需要运用反谣言策略来狙击社交机器人对舆论的操纵。

在通过海外社交媒体进行传播时，可以借鉴公共外交的思路，促进对外传播主体多元化，推动社交平台上多层次、多方式的对话式交互，以降低社交机器人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操纵性影响。当然，这也需要我们加强中国信息传播的专业性、提升可信度；同时从观念、政策到思路、框架方面改革和提升对外传播。

综上所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社交媒体的生态正从完全由“人”主导变为“人+社交机器人”的共生状态，社交机器人已经逐渐嵌入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我们已无法宣告它的退出，人机交互也必然代表了技术发展长河中的趋势，我们应当接纳人机共存的现实，进而从讨论“是否应该与社交机器人共存”的问题转变为 “如何与社交机器人共存”的问题。